齐民友 陈化供图

齐民友（右）和夫人程少兰陈化供图

把时间的指针拨向2010年，已经80岁高龄的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开始独自翻译共1600多页的《普林斯顿数学指南》（三卷本）。他在电脑上洋洋洒洒地翻译书稿，再反复核对，以确保公式准确无误，身边以一盏清茶相伴。

这本书几乎介绍了现代纯粹数学的所有领域，是齐民友在晚年时留给中国数学界一份重要的礼物。翻译数学名著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部分，而他的人生远不只有这些，在他的身上闪耀的是一名数学家、教育家的光辉。

8月8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惊闻他的离世，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丘成桐，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大潜、陈恕行、洪家兴、田刚、方复全、文兰、张恭庆、张焕乔等纷纷发来吊唁，表达哀悼之忱。

“敢念自己认为很了不起的书”

儿时的齐民友是父亲的“小跟班”，父亲是数学老师，父亲去哪个中学教书，他便去哪个中学上学。父亲在学界的好友，也便成了他的数学启蒙老师。其中与父亲熟识的四川大学教授余介石，特别关爱这个聪明的小孩，“有时候他写了一些东西会先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明白”。齐民友说。

有两件事，让齐民友印象深刻。有人用圆规直尺做三等分角，余介石据此攒了一本小书，写好后拿给齐民友看，书的内容不多，齐民友竟看懂了。也因此，齐民友知道了颇有名望的德国数学家克莱因。但是，克莱因所写初等几何三大不可能问题的书，由余介石翻译成中文推荐给齐民友，他却没能完全读懂。

余介石还推荐数学家龙利的《平面三角学》给齐民友读，这本英文书是父亲借来做教学参考之用，但是书本内容太难，因腿伤养病在家的齐民友只完成了前半本的题目。

这为齐民友播下了“不要怕负担过重”的种子。抱着不怕读难懂的经典著作的决心，他曾读过英国数学家哈代的《纯粹数学教程》。哈代是华罗庚的老师，也是罗素的挚交。给他印象深刻的是，哈代曾在书中引用过罗素的名言“数学是这样一门学科，我们永远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它说的是否正确。”

“学数学关键在于兴趣，第一你热爱这门学科，第二你要敢念自己认为很了不起的书，不要怕困难。念不懂不是坏事，是好事。难读的书对于读者是一个刺激，让你有一种去克服它的愿望，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机遇。机遇是一颗种子，时机一到就会生根发芽。”回忆起从前经历，齐民友如是说。

在他的身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大二时，任课教师讲到有理数的稠密性，齐民友脑子转得快，问到在有理区间(a,b)里有没有无理数？ 很快他自己就给出了一个例子a +(b -a)/√2。但这个例子太特殊了，齐民友并不满意。

次年，他又读到英国数学家梯其玛希的《函数论》。“这本书更难，我也是硬着头皮读下去。”但从书中，他不但知道了无理数也是处处稠密的，还知道了德国数学家康托尔的对角线方法，知道了可数与不可数的差别，“心中非常欣喜！”

直到年逾八旬，齐民友读到了康托尔的原著，“我才认识到那颗种子现在生根发芽了，自己有了一种获得感。所以念不懂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武大校史上唯一的“数学家”校长

武大毕业后留校，齐民友不是没有机会去更好的平台发展。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丁夏畦曾问他是否愿意去北京发展。当时，丁夏畦跟着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工作。

请示了武大后，校方回复，武大党员本来就不多，一个也不能走，齐民友听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

这一留，便驻扎在珞珈山一辈子。最初，他给华罗庚的助手孙本旺当助教，孙本旺调走后，他又“硬着头皮”接下了孙本旺的数学分析课，成为数学系教师。

1957年，丁夏畦写信告知他苏联专家比察捷要到北京来讲学，在这场可谓中国偏微分方程发源的会议上，齐民友接触了偏微分方程，从此便深耕于此。

上世纪50至60年代，齐民友在退化双曲型方程初值问题的适定性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研究了Fuchs型偏微分方程，提出Fuchs方程的指标和指标方程的概念，并给出其哥西问题的正确提法。上世纪80年代，他出版专著《线性偏微分算子引论》，成为偏微分方程研究方向的主要学术著作之一。

原以为此生与学术、教学为伍。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特殊年代，访学日本归国的齐民友被任命为武大副校长，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他，秉承了学者治校的理念。1988年至1992年，他担任武大校长，成为武大校史上唯一的“数学家”校长。

武大官方后来评价他“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多措并举，在加强基础理论人才培养的同时，通过试验班的形式培养人才，尝试通过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来培养研究生。在他任期内，武汉大学的各项指标不断攀升，各方面的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说来也奇怪，在我那个年代有不少数学家当校长，这可能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数学不像工科需要做实验，写一些论文就能得到承认，因此学校比较重视。现在学科越来越多，很多学科发展得都很好，因此数学家担任校长也越来越少。”齐民友曾接受媒体采访时幽默地解读。

而在学生的印象中，他的虚怀若谷之中还深藏远见。“齐校长强调数学离不开哲学，特别注重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与文、史、哲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融合互动，相辅相成。”武大哲学系毕业生、现为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孙君恒深感佩服。齐民友之后，时任武大副校长的哲学家陶德麟接替他成为校长，似乎早有“伏笔”。

“不知道”比“知道”重要

2000年前后，齐民友应邀撰写《世纪之交话数学》。弟子刘伟安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有一天，他趁陪伴之际请教道：“21世纪的数学会有些什么新的发展？推动这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可令刘伟安没有想到，齐民友回答说：“不知道。”

“我以为，推动21世纪数学发展的动力可能来源于化学和生物学，还可能来源于社会学。”刘伟安楞了一会儿，大胆地说。

“为什么？”齐民友问。

“这些学科中的量化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却没有得到普遍地精确解释。”刘伟安答。

“那物理学呢？”齐民友接着问。

“数学在物理学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应用，难以有新的突破。”刘伟安答。

齐民友听了后，说：“可能吧。”

过了一周，他再见到齐民友时，齐民友很认真地说：“我告诉你：推动21世纪数学发展的动力仍然是物理学！”并向他解释了原因。

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齐民友是有想法的。但是“我不说，因为说了无益。”

他曾说，“‘不知道’比‘知道’重要，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很多东西还不知道，你就会去探索、学习、研究。否则你就会故步自封，沉醉在自己‘知道’的井底里，不可能有进步。那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在学生眼里，“不知道”还是对学生的信任和支持，是“放手”，是一种超脱。

可在为更多人解答“不知道”的问题上，齐民友从不含糊。1978年起，齐民友和数学家王柔怀等人一起在我国组织了“拟微分算子和Fourier积分算子的研讨班”，被学术界称为“偏微分方程敢死队”，为填补我国当时在拟微分算子和傅里叶积分算子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谈论中国数学发展，不得不佩服齐校长的见解。他和王柔怀等教授组织的关于拟微分算子及傅立叶积分算子的讨论班，带领中国调和分析和线性微分算子的研究现代化，功不可没。中国近代数学史会记得他的。”丘成桐说。

晚年寄情数学著作翻译

“没有现代数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注定是要衰落的。”作为我国最早关注数学与人类文化关系的数学家之一，齐民友在1991年出版的专著《数学与文化》中如是说。

1989年，忙于行政工作的他，决定给武大哲学系学生讲一讲数学，备课中他撰写了《数学与文化》，主要讲非欧几何是怎样产生的。后经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从他儿时起，就有很多数学家都在从事翻译工作。如交通大学教授朱公瑾翻译美籍德国数学家库朗的《微积分》，武汉大学教授萧君绛翻译了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的名著《近世代数学》。后者用古文翻译，“翻译得非常有文采，我一直记得其中有一句话，称一切集合的集合为‘在所宜警’。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罗素悖论”。

上世纪80年代，齐民友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了《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数学分析八讲》《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哲学》等优秀的作品。让他印象颇深的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外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哲学》。该书的翻译难度大，一边翻译齐民友一边赞叹“像这种有深邃哲学思想的大学者，康托尔算是一个，外尔也算是一个，中国就很难产生这种类型的数学家”。外尔是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学生，两人曾因为数学看法闹矛盾，争论数学到底是以逻辑还是以直觉为主。

及至2010年，已是“80后”的齐民友仍然笔耕不辍，他翻译的《普林斯顿数学指南》（三卷本）是由菲尔兹奖得主T. Gowers主编，133位著名数学家参与撰写的大型文集，全书由288篇长篇论文和短篇条目构成，介绍了数学的概貌，特别是上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纯粹数学的发展。

齐民友的首位博士生、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原院长陈化告诉《中国科学报》，“这套书多达1600多页，几乎介绍了现代纯粹数学的所有领域。齐先生花费4年多时间，独自一人承担翻译工作，如此之大的工作量让我们这些后辈们哪怕是想想都望而生畏。他希望，让国内数学家、特别是青年数学家多了解本世纪开始的时候数学家为之拼搏的思想是什么，并且吸引更多的有志者投身入现代数学研究和应用中去”。

深感时日不多的齐民友不愿意浪费一寸光阴，年过九旬，依然在重读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兴致盎然地学习量子纠缠、多宇宙模型等最新的科学进展，思考其中的数学问题；还应邀翻译康托的名著，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好几个小时。

8月8日晚间，噩耗传来之际，镌刻在弟子王桥内心深处的第一画面变成了一段回旋在耳畔的音乐。那是1992年，齐民友和弟子们谈古典音乐。他说，百年之后，希望他们在自己的灵堂前不要播放哀乐，而是播放一曲肖邦的E大调钢琴练习曲。

“只有深爱肖邦的人，才会深爱那首曲子，那是肖邦的‘离别’，是肖邦的‘我的祖国’。”王桥说，“齐先生毕生爱数学、爱教育、爱弟子。他内心饱含的是我们得用毕业生才可能读懂的、最深沉的爱。”